一、大理是祖居地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自称“白子”、“白尼”，居于大理、昆明等地；湖南桑植县和沅陵县的白族，汉语称之为“民家”；居于维西、兰坪一带的，纳西语称之为“那马”；居于碧江、泸水一带的，傈僳语称之为“勒墨”；而居于贵州威宁等县的，共有七姓，被当地人称为“七姓民”。白族总人口为：1858063人（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大多分布在云南省，该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主要聚居地，其中湖南桑植县和张家界市内有15万，沅陵县有2万人，这两个县均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分别于1984年6月和1994年8月批准的，由省民委先后下文确认为白族民族成份的。
白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亲仁善邻，广泛学习和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以丰富和发展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
公元10—13世纪，以白族为主在云南建立了大理国。大理国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南诏文化。南诏文化主要源于晋南朝的爨文化, 爨文化则继承了滇文化，滇文化则受到周秦时期楚文化和蜀文化一定的影响。因此，在现代白族语言中还保存有许多唐以前古汉语的语音和词汇，其中主要的是楚方言。虽然古代的云南存在着多种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又长时期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但其中有一个既具有民族特点而又受着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共同文化，却一直贯穿于云南古代文化史中。这就为从云南多民族的历史发展洪流中来探寻和研究白族的来源，提供了一条主导的线索和依据。
关于白族的来源问题，根据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记载，本来是不应成其为问题的。他们是“僰人”，由于融合了一部分楚人，又称“庄蹻之遗种”。庄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而滇国的主体民族是“僰人”，又称“滇僰”，故二说在实质上是一样的。自1885年，英占缅甸，法据安南后，云南省成为英、法在中国进行殖民侵略斗争的场所，对这一地区民族的研究也随之顿然热门。一些西方人士为适应当时殖民政府的需要，向英法秘密协定，撇开中国政府以瓜分其领土那样，他们有意无意地撇开或曲解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记载，一时异说纷纭，于是白族来源问题也和中国的其他民族史一样，开始复杂化了。在这一百年中，按其论点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1、1885年至1938年，这一时期，关于白族来源的论点最为庞杂，有泰族说，孟高棉（孟吉蔑）语族说，苗瑶语族说，克伦族说等。其中以泰族说最为流行，因为西方人士把南诏、大理国误认为是泰族建立的，而我国一些内地学者因未能来云南实地考察，当时亦有盲从者。
2、1938至1950年，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一批学者来到云南，始悟西方人士之说全乖，南诏、大理国是今彝族（罗罗）和白族（民家）先民建立的，彝语和白语同属藏缅语族而不是壮侗语族。但仍有一些人因习便书，沿用旧说，其中，也包括当时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中有关章节。
3、1950至1986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深入持久地开展民族调查研究，用大量的事实澄清了南诏、大理国为泰族说之误，一些外国人士包括泰国学者来云南大理进行考察访问后，都先后确认，南诏、大理国是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彝语和白语属藏缅语族而不是其他语族。扬弃了泰族说和其他异说。
因此，当时白族来源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藏缅语族诸民族来源的研究课题中。下列一些相关的古代族称经常被提出来讨论。即：汉代的昆明与滇僰；魏晋的昆与叟；唐宋的乌蛮与白蛮（包括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以及元明以后的爨与僰，罗罗与民家等），这一联串族称的特点是，随着时代的递续而相对峙地更迭出现，像植物茎上的对生叶逐节对生着一样，其中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它反映出在云南的历史上，长期有着一对并行着的民族存在。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彝族（包括彝语支民族）和白族。
在上述古代族称中，“昆”即“昆明”，与“叟”有大、小种之别。“昆明”是汉、唐间西南的大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其（夜郎，滇、邛都等）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楪榆即今云南大理市。到了唐初，云南洱海地区的昆明人，仍以畜牧为主。《新唐书•昆明蛮传》；“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距京师九千里。土敲湿，宜禾亢 稻，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他们应该是“六诏”的前身。后来战胜了“河蛮”，进据了“城邑”。由汉至唐间，昆明人已从今云南西部与四川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先后向东发展到了今云南东部，四川南部及贵州省，其前锋已达今黔东南的都匀，这一广袤地区，都出现过“昆明”这一名称。
晋、唐间，今云南东部地区为大姓爨氏所统治，分东、西爨二境，自曲靖以东北为“东爨”，居民以乌蛮为主。自曲靖以西至洱海为西爨，居民以白蛮为主。故又称之为“东爨乌蛮”，“西爨白蛮”。公元8世纪中叶，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继而征服了东爨。在击破西爨后，一次用武力强迫迁徙白蛮20万户于永昌城（今祥云县境）。明代白族谱牒有不少认为其祖先是在南诏时，自滇池地区移至洱海地区的，反映了白族人民与西爨白蛮的继承关系，已如前述。在南诏统治时期内，白蛮大姓很多都做了南诏的大官，参与了南诏奴隶制统治政权。南诏政权瓦解后，继郑氏“大长和国”后，白族先民先后建立“大天兴国”，“大义宁国”，最后，白族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几与宋代相始终。经过南诏大理国500多年的统治，洱海地区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住在洱海地区的人民发展了该地区共同的经济文化，有了渐趋一致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共同体，白族共同体至此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白族的族称在此时也有了统一的称谓，“白人”（“僰人”）、“白王”“白史”等名称相继地涌现出来
元代称“僰人”为“白人”，又称“白爨”，以与“罗罗”称“黑爨”相对待，“白爨”亦作“僰爨”。明初在白族地区广泛地实行屯军，汉军屯户和白族人交错杂居，在生产和生活上联系日益密切，彼此互相融合，互相尊重，白族人民称汉军屯户为“军家”，而汉军屯户称白族人民为“民家”。于是“民家”一词，就成为白族的通称而一直沿用着。1956年，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确定其族称为白族。
湖南省桑植县和张家界市区“民家”人，从1982年9月开始，到1984年6月，历经三年多的努力，中央民委，省民委、州民委和云南省州民委，以及一大批民族专家的反复考察、证论，在铁的史实面前，1984年6月以湘改办［1984］249号文件，正式确认桑植民家人为白族，目前人口已达15万多人。
沅陵县大窝坪、七甲溪、落坪、北溶、火场、洞溪等地的钟姓人家与熊姓人家，同桑植县的钟、熊二姓系“同源”（云南大理“爨僰军人之后）、同宗、同谱”的兄弟姊妹关系，经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实地调查、论证后，省长办公会议纪要【1994】18号文件批准，1994年，省民委以18号文件下达，恢复沅陵上报的白族人口3032户，14253人为白族成分。2009年，已达两万余人。

二、忽必烈大理征兵
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灭亡大理国后，设立云南行省，在大理地区置大理路，并继续利用大理王段兴智，充其响导和先锋，以平服其他未被征服的部落。之后，忽必烈主力返回上都，留大将兀良合台镇守云南。
宪宗八年（1258），蒙古大汗决定采用战略包围，消灭南宋。蒙哥令御弟忽必烈麾师南下，经河北、河南、直攻湖北。蒙哥自统大军，经河北、河南、山西、湖北、攻打四川。令大将兀良合台率军，从云南出发、下交址（越南）、折取广西，直捣南宋后方潭州（今长沙），约明年正月，三军会师鄂州（今武汉），再顺江而下攻取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兀良合台接旨后，因兵力不足，就地征招了一支两万多人的爨僰军。又名“白衣没命军”，其中大多数是白人。由大理王段兴智的叔叔段福率领，兀良合台又在原大理国的“四王”中挑选三千精骑从征。经一年多时间的浴血奋战，于宪宗九（1259）年，兀良合台与忽必烈两军，在鄂州胜利会师。
适时，蒙哥在四川攻打钓鱼城（今四川合川县东）不幸战死。忽必烈闻讯，速返上都，承袭蒙古大汗位。由于王室内部倾轧，忽必烈不再信任兀良合台，便于中统二年（1261），将兀部和爨僰军全部遣散。当时四川和贵州尚未被征服，交通阻碍，大部分爨僰军由段福带回云南大理。尚有一少部分人，因多种原因，一时无法返回云南，只好流落长江流域，特别是以江西为多。

三、由江西流入湖南
随爨僰军在汉口遣散的钟贤，与同时应征入伍未返云南的白人兄弟，一道流落江西，遂家江西宁州羊武乡，生二子，长名必富，次名必贵。
钟必富，字福八，徙南昌府南昌县钟家港，生五子，名千一、千二、千三、千四、千五。及长，千二、千四、千五三人仍居钟家巷；千一及千三两人，徙吉安府吉水县居住。
钟必贵，字福五，居南昌府丰城县钟家巷，必贵亦生五子，名曰：钟立、钟庆、钟生、钟信、钟倚。成年后，信、庆二人居宁州羊武乡；钟生、钟立、钟倚三人居南昌府丰城县钟家巷。
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因徐邹之乱，江西七郡，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因避兵燹之灾，钟千一兄弟五人，邀同钟信，钟庆兄弟二人，以及同时来湘的白人兄弟谷均万、王朋凯，熊安国、熊安楚、熊安世兄弟三人，均系未回故里的原爨僰军人之后，一道带妻携子，结伴离家出走。他们“溯长江、渡洞庭、漫津澧、步慈阳”来到湘西北部。
钟千一，谷均万、王朋凯以及熊安国都落户桑植县。始居鸟坪（今廖坪村）、狐狸溪（今芙蓉桥）、麦地坪一带，他们“插草为标，指手为界”，故有谷家的錾字岩，王家的复锅岩，钟家的狮子岩，熊家的鱼耳岩之称。而今的主要聚居地有：芙蓉桥、马合口、麦地坪、洪家关、瑞塔铺、刘家坪、走马坪、官地坪、淋溪可、白石、汩湖、五里桥、樵子湾、金藏、澧源等乡镇，其他乡镇亦有散居，全县白族约为10余万人。
钟千二，落户桑植县龙门溪，其后裔徒居武陵（今常德县）七里桥、苏家渡、溆浦、辰溪等地。
钟千三，始居沅州（今芷江县）江西桥水坎乡，旋移沅陵县城东关，次移朱红溪口塘后山，最后定居沅陵县落坪乡覃明头村，另一部分子孙定居大窝坪乡马鞍潭村。其后裔散居沅陵、泸溪、浦市、靖州、绥宁、黔阳、逻寨、永定（今张家界市永定区）等地。
钟千四，居沅陵县落坪乡蛟口村，后裔散居慈利县的钟家岗、钟家湾、旭日塔等地。
钟千五，居沅陵县北溶乡朱红溪村滩头，其后裔散居辰溪的朱家村、后塘、龙潭、草子坪等地。
钟庆，初居岳州，后移常德。遂为常德钟姓始祖。
钟信落户桃源县小洑溪，生子三，长名惟学、次名惟政、三名惟宽。惟学居桃源县故地，其后裔散居四川定远县、重庆壁山县、湖南石门县、陕西白河县、云南昭通县、南充县、四川巴陵县等地。
钟立、钟生、钟倚三人仍居江西南昌府丰城县钟家巷旧居。
钟惟政，徙岳州，其后裔散居桃源县，福建建阳县、四川开县、湖南平江县、益阳县、陕西浔阳县、武昌江夏县等地。十一世孙钟学序，于明代迁入沅陵县渭溪乡水田村塘坎头。生二子，长子名聪一，居渭溪水田钟家，次子名善一，居水田溪钟家，部分后裔徙溆浦低庄。
钟惟宽，甚聪慧，深谙六艺，尤精史学，入官分发辰州府沅陵县衙为典史，遂定居沅陵县城西关，辞官后移居北溶乡朱红溪。明景泰七年（1458），钟惟宽携子钟万贯举家卜居大窝坪(今大窝坪乡)的野牛池(今大窝坪的大窝凼)，在一方坡地上伐木为柱，结草为庐，又在一棵古树旁凿井而饮，披荆斩棘，开渠引水，开垦出良田一片。寒来暑去，牛羊成群，桃红柳绿，逐尽昔日荒凉。子孙昌发，世代绵延。历五世，将大窝坪开发成十分富饶的家园。从第六世起，便向周边地区发展，以后成为钟惟宽后裔聚居地的双溪、朱家界、王家庄、七甲溪、庄屋坪、瓦庄溪、石家界、洞溪、落坪、火场、沅陵镇等地，另有部分散居各乡镇。以后耳孙们见面，只要对方答对大河滩过溪的58个石墩和榆树坡(大虎垭)的166级上垭石级数目便立即呼为同宗亲兄弟。
    熊安国及弟安楚、安世三人，从江西南昌府丰城县古树马鞍岗出发，来湘后，安楚落户桃源后居龙阳，熊安世仍然居慈利旧址。安国、安世二人落户慈阳羊角山(今慈利县)，遂成为来湘的熊姓一世祖。三年后，熊安国旋迁桑植县蕃杆坪。未久，家业盛旺，子孙昌发，遂成富庶人家。
    熊安国的六世孙熊云龙于明正统年间（1436—1450）徙永顺县尖山七房峪，直至十一世孙熊有庆，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由永顺尖山移居沅陵县大窝坪乡天井村堰塘湾。熊姓进入大窝坪乡的时间要比钟姓晚160多年。未久，熊有庆又移居完二湾、熊家、横梁溪。十二世孙熊朝玺由熊家迁移至岳母家——大窝坪乡的黄狮垭村。
    熊朝玺聪明过人，善持家业，未久，家事日盛，瓜瓞绵绵，文人武士，世代有出。十五世孙熊梦胜移居至本乡的芦家冲，梅溪峪，其后裔散居常德牛鼻滩，大拢寨，南县，岳阳，桃源，永顺，广东，甘肃，四川射红县，吉首，保靖等地。亦有从永顺县七房峪直接迁入沅陵七甲坪镇枞林坪村和大岔坪村，部份后裔又散居枞林坪附近各村寨，这些人已申报为土家族，另有沅陵县官庄镇的腊月湖和牌楼边村的，他们都是以桃源迁来的熊姓后裔，亦申报为苗族，还有沅陵县筲箕湾镇的铺坪村熊家组的熊姓村民和盘古乡的董家坪村的熊姓后裔，他们很可能是以大窝坪梅溪峪迁出的熊姓人家。亦申报为苗族。因枞林坪、大岔坪、腊月湖、牌楼边铺坪村的熊家组和董家坪村等地的熊姓后裔，他们过早的申报为土家族和苗族民族成分。省人民政府认定沅陵白族成份后，至今，他们未曾更改过来。
沅陵县的白族人，以钟、熊二姓为主，还有钟、熊二姓出嫁的女性和她们的后裔，大多都是白族人。

四、世外桃源，三大贡献
何谓“大窝坪”？因为四周高山层层，中间连接着多个大坪段，坪段间排列着若干个小山 岭，形成无数个溪谷和大小不等的坪段。溪水从武陵山中部的宝字界东西方向发源。发源于东侧的名叫七甲溪（白族聚居区之一），发源于西侧的名叫来坪溪（火场土家族乡），两条溪流，宛延曲折，在大窝坪汇流后合成“朱红溪”。大窝坪形似的一个鸡窝，地理先生说是“仙鹅抱（孵）蛋之地”故称大窝坪。
朱红溪从大窝坪越往外走，山越高，越陡，溪流越狭窄，自马鞍潭以下50多里路，两山壁立，无路可走，有些地段猿猴莫行。溪流一泻50里，在朱红溪口注入沅江。所以外界谁也不知此险溪内能有宜居之地？
钟维宽深谙地理知识，当他居住朱红溪口时，多次向采樵者询问溪内情形，因当地人他们采樵时未曾超出50里地，亦说不清内中情形。一日，钟维宽领着儿子钟万贯，带着干粮，从小路探索前进，越往里走，越是宽阔，一到大窝坪但见豁然开朗，天高气爽，别有洞天，鸟鸣兽叫、热闹非凡。当他们走到野牛池时（今大窝凼）但见竹林遍野，野牛腾欢。父子二人高兴极了，回家后选择吉日，举家搬进了大窝坪。便成为开发大窝坪的第一代祖先。
大窝坪的历史是从钟维宽进入后的明朝开始书写的。笔者是当地人，今年78岁了。曾遍寻古坟，没见过一宗是明朝以前的；各种古寺、古庙，亦是明朝以后的产物；大窝坪里面的若干较大坪段都系钟姓所据。这就是说，在钟维宽入住前，没有人来此经营过。熊姓虽后来百余年，却也拥有一个坪段和一个狭长的田溶。其他各姓多从东边的七甲坪方向，西边即明溪口方向陆续翻山越岭迁移进来的。各自开荒拓土，营造家园。大窝坪人丰衣足食，从来不向外地乞求，尽管是大旱之年，也不外流，他们说：“提起三斤半钥匙开地仓，有的是吃的。”这里生活不愁，但交通极其不便，去县城要翻越五座大山，行程近二百余里。解放初期，一些来大窝坪的县干部说：大窝坪真是一个“世外桃源”，物资丰富，价廉物美、民风朴茂，热情好客。但物产运出较难。我们这些县干部，来到大窝坪就不想回去，因这里的人太热情了；但出去又不想进来，因为道路实在太难走了。”
我们白族祖先在大窝坪为人类作出了三大突出贡献：
1、大窝坪黑猪
大窝坪钟姓始祖钟维宽，待家业安置妥当后，便去桃源县老家小洑溪拜望父母和亲友，返回家时亲友们送他一对黑猪崽，在长期的生化作用下，“相互变异”，精心饲养加上有意识的造型筛选，经百余年的优化训养，选中两个品种，一是“狮子头型”，二是“马脸头型”，它们的不同特点是：“狮子头型猪”头大咀短，鼻子微翘，额面有皱纹3－4路（俗称八卦头）耳大且宽，体型方正，群众称为“一块砖”；“马脸头形猪”，头型中等，咀长且直，额面皱纹浅而不规则，耳长且宽，吃潲时三咀落槽（因耳长吃潲时两耳同咀同时入槽），体型较长，群众称之为“一根藤”。两种猪型的共同特点是：四肢粗壮有劲、尾短，腰部平直，全身黑毛，喜杂食，皮薄肉嫩，肉色鲜略带甜味，深受群众喜爱。养猪成为白族人的家庭主要经济收入。猪崽运销至慈利、桃源、辰溪、麻阳、沪溪、古丈、永顺、大庸等县。一般农户都喂一头母猪（一年两窝崽）；喂两头肉猪，（一头作年猪，一头出卖）。劳力多的大户则养母猪两头以上，肉猪多头。昔日，白族区，户户的年猪、娶儿媳的“礼猪”、为亲友祝寿的“寿猪”等都必须是“黑猪”，否则，被认为不吉利。白族人家家擅养黑猪，并总结出成套的养猪经验和养猪谚语。1956年，湖南省农业厅把大窝坪黑猪列为全省15个优良猪种之一，2006年，国家农业部，又将大窝坪黑猪列为全国良种猪保护名录。现在沅陵市场上普通猪肉，每市斤11元左右，而大窝坪黑猪肉，每市斤价25元，且供不应求。
2、三都的岩匠湘西闻名
何谓“三都”？清朝时实行“都图制”，大窝坪、七甲溪、火场乡三地，被划为第三都，故人们将这一带人，称之为“三都佬”或叫 “三都人”。
大窝坪因为山坡地面积多，为扩大耕地面积，只好劈石砌坎造田，造成层层梯田，有的石砌田坎高达二丈，十分壮观。用石块铺路，从沅江北岸，一直铺到“宝字界”山脚下，还有各村寨的石块路、石拱桥、岩塔、石头作成的旱碾、水碾、石碓、磨子、石桥、坟场、屋基、拦水石坝等等，是这些石头山和这奇特地形地貌造就了一大批石匠工艺人才。白族后裔余明川就是其中一个。他只读过五年私塾，不喝酒，不抽烟，有超人的记忆力，且终身不娶，抱养姐姐一个男孩为己子，靠他的老母操劳家务。他从小作岩匠，修造水碾，桥梁无数。民国5年（1916），余明川承建桃源县黄石拱桥，拱桥全长75米，分五孔。明川将石桥的高程，跨度以及每块石料的用法，都作了精细的安排。参加工程的石匠120余人，余明川均按各人特长恰当组合。凡开山取石，立架造型，事必躬亲，四年竣工，大桥两头均置八角亭，雕梁画栋，卷角飞檐，气势雄伟。亭前置石狮一对、栩栩如生，石桥两边雕龙凤图案栏杆。竣工之后成为桃源县景观一绝。
民国12年，余明川修建慈利县江垭象耳五孔石拱桥，历时3年竣工。适时，贺龙新任澧州镇守使，倡导修路、架桥，为民众办好事。大桥落成那天，贺龙亲临检查桥梁质量，并参加“踩桥”仪式，对大桥造型及其质量，十分满意，并高兴的奖给余明川100银元。
3、辰杉誉满“三湘”
辰杉以辰州为主产区。辰杉俗称油杉，是一种特殊的杉木品种，作棺有“千年不烂”之说，当地人多以这种材质作棺，或制作洗澡盆，或装水的大木桶，经久耐用，见水呈红色，质地坚硬耐腐。白族祖先将油杉品种，精心选育，自然淘汰而成。旧时杉木多卖原材，过洞庭湖时，必须以辰杉作底棑，湖螺不咬，否则在湖中就被咬断，木商必遭受很大损失。木材到了汉口鹦鹉洲木材商场，辰杉比普遍杉木价格高出一倍。凡从沅江流出的杉木多冒充辰杉，藉以提高木材价格。旧时，王公贵族，临终前，都必选一具辰杉作的棺材，方遂生平之愿。解放后，湖南省长程潜，弥留之际，党中央派人来湘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只提出“请批给我三个立方米的辰杉作棺材”，办事人员以为辰杉必是辰溪县出产的，便派人到辰溪县运回了三个立方米的杉木作棺材。

参阅文献
1、《沅陵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3年出版
2、《白族简史》民族出版社 2007年出版
3、《沅陵县林业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年出版
4、《沅陵县北溶区志》湘•文准字（1995）第10号 1996年出版
5、晚清年间编撰的《钟氏族谱》

写于2012年6月20日